此外，个别行政领域的法律可考虑其特殊要求，对计划确定程序与相关法律效果别作规定，藉此排除联邦行政程序法的一般性规范。
《物权法》第42条也强调：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然而，高速公路作为一种俱乐部式公共物品，可以做到排他性利用，更符合费的直接受益特性，即通过付费人直接利用的方式来利用高速。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应当遵循《立法法》第8条有关基本财政制度适用法律保留的要求，通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修订《公路法》的方式，明确中央与地方在高速公路建设与管理方面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要求：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现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确立的收费公路制度所依据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条例规定的由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有偿集资建设收费公路的筹融资模式需要进行调整，举债和偿债主体将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变更为地方人民政府，举债的方式是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政府管理的收费公路的车辆通行费收入必须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13] 3．高速公路统一收费涉及财政基本制度的内容。该限额由两块构成，一块是截至2014年末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4万亿元，一块是今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的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0.6万亿元。
但是，依据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效力位阶规则，行政法规对上位法的修改与补充仍然要受到不抵触规则的限制。[8]张淑芳：《论行政费改税与行政法治》，《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17]胡肖华教授曾对这些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归纳总结，参见胡肖华宪法诉讼原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06页。
[⑦] 第一，政治保障制度。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培养和培训各民族教师。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作为当今全球两个主要的人权保护公约，其间诸多关于民族平等权、受教育权的条款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在自治州、自治县的层面，关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的立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与自治区层面的相关立法相比，自治州、自治县的立法虽然效力层级较低，但是更完善、更具体、更具操作性。
也有一些学生，其实他家里还是能供得起上学的，但是还是观念上觉得读书无用，就不来上学。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理学一般教义在受教育权身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最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制化并不排斥政策手段的合理运用。蛇无头则不行，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缺位导致自治区相关立法结构的分散与紊乱，不利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系统保护的开展。（三）现行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制度的不足 探讨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其前提是明确现有制度的不足。因此，在传统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过程中，规制的重点经常被击中在国家的兴办教育和帮扶义务上。
胡肖华：宪法诉讼原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另一方面，许多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权保障历史都远较我国悠久，期间积累的大量经验更是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保护制度发展的充盈养分。从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保护的立法实践来看，主要体现出如下特点。这与我国的法制大环境相关，更是我国当前立法的一个通病。
其二，从中央立法到地方立法的维度。由于位阶上高低有别，倘若行政法规的规定能够上升为法律，那么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在受教育权的论域中，一方面表现为受教育者自己不愿意接受教育[30]，另一方面表现为当自己的受教育权面临非法侵害的时候，大多数少数民族公民未能建立良好的权利维护意识，这就导致他们往往缺乏能动地同侵害权利的行为相斗争以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最后，现行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律制度收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一是非民族自治地方对于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规定，主要是通过规章的方式予以实现。纵观目前的相关法律制度，不论从质上还是量上，不论从范围上还是深度上都存在巨大的完善与发展的空间。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依法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给予适当照顾。参见熊文钊主编：大国地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257页。其一，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客体指向是少数民族群体，并不涉及全体公民。（一）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保护制度自身的完善 1、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意识的进化 在谈到某一法律制度的完善的时候，法律意识的进化与变革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因此，从更为精确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属于宪法的非真正未列举权。就普遍性的角度而言，我国法律对某项权利的保护一般是由宪法作原则性、指向性的规定，进而由法律作进一步的细化和补充，最后由地方性立法进行操作性的完善或变通性规定。
[18]第一，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管理的和指导，健全民族教育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法律对宪法展开的工作也是由立宪机关完成的，不论在权限上还是内容上都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宪法原义的正当体现。
[35]有学者将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现状归纳为四点，即财政收入规模小、财政支出需求大、吃饭型财政严重、财政自给水平低。如日本宪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义务教育无偿实行之，虽然一般理解为不征收学费之意，但自1963年以来，依据《关于义务教育诸学校之教科书免费措施的法律》的规定，教科书均是免费发放的。
国家也逐渐认识到民族工作法制化是在新时期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流、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根本手段，于是一批各个层级的民族立法纷纷出台，从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工作法制化进程的实现。按照位阶的高低，可从如下方面进行切入。[15]《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因此，在适当时候重启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工作对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前者是指在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得到明确表述那部分权利，如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早在2005年初就开始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试点,然后逐步推向西部地区乃至全国。
[28]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探讨。具体应提起何种诉讼？又应承担何种责任？诸多重要问题的语焉不详，这对于就业过程中民族歧视观念的校正是极为不利的。
这里仅以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为例。所谓充分，一方面是指一国的法律权利能够完全覆盖宪法权利所涉及的范围，另一方面是指这些法律权利的内涵能够充分还原宪法权利条款的原意。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障比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障更加重要，也更加急迫。西部农村现代远程教育。从时代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受教育权需要被极大张扬。综上，笔者认为，不论从理论关系还是实践需要，都应当首先制定《少数民族教育法》，从而构建起我国民族教育制度的主框架，进而再陆续制定《民族高等教育法》[44]、《民族义务教育法》等民族类教育法，最终形成民族教育立法的完整架构。
从本书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问题看似有限，实际上牵涉甚广——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而且还常常与党和国家相关的政策互相牵连，其中任何一个实体或协调环节出现差池，都将直接影响权利保障的最终效果。[38]前一种心态更多的倾向于司法机关对被侵害的弱势权利的救济与恢复，而后一种心态则是指法院严格依照居中裁判的理念机械判决。
1、宪法的层面 从理论上来说，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属于宪法权利。第20段规定：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高等教育法》第8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和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为少数民族培养高级专门人才。[③]我国目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